没有“民间中医”和“学院派中医” 的区别（1/2）
《打破中医“民间”与“学院”迷思，科学才是分水岭》
在中医领域，长期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划分——“民间中医”和“学院派中医”。但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的中医教授、研究员李登岭先生指出：真正的区别并非如此，而在于“非科学派中医”和“科学派中医”。
这一观点为中医发展和分类的讨论指明了新方向。
回顾中医历史，其传承形式多样。古代中医传承途径多元，师徒传承中，徒弟在日常诊疗里积累经验、研习医术；家族传承则让医术在家族内延续；官方医学教育机构也发挥重要作用。例如唐朝的太医署，不仅教学内容丰富，涵盖中医各领域，还深入教授《本草》《甲乙经》《脉经》等经典，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。不同传承路径下的中医人才，不能简单用“民间”或“学院”区分，关键在于是否秉持科学理念。
现代语境下，“民间中医”通常指未经正规院校教育，通过自学、家传掌握中医知识技能的从业者；“学院派中医”则是接受系统高等中医教育的群体。但这种划分并不能准确评判中医水平，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才是衡量的关键。
在中医的发展进程中，科学派中医发挥着关键作用，他们运用科学的理念与方法，为中医的传承与创新注入新的活力。
从临床实践看，疗效是检验中医水平的重要标准。科学派中医注重收集临床数据，通过对比分析验证治疗方法的有效性。如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煌教授，作为国家官方认可的国家级名中医，堪称科学派中医中的典范。他长期致力于经方的研究与应用，临床中，他会详细记录患者的症状、体征、用药反应等数据。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时，他依据患者体质、症状特点，精准运用经方，并对治疗效果进行跟踪统计。通过大量临床病例分析，他总结出不同体质患者适用的经方规律，提高了治疗的有效率。他还积极开展科研项目，与现代医学团队合作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经方的作用机制，从分子生物学、免疫学等角度揭示经方治病的科学原理，为中医治疗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依据。
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研究员、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张洪林同样是科学派中医的杰出代表。他出身中医世家，又经过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，拥有深厚的中西医知识储备。张洪林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深入研究中医针灸，取得了一系列卓越成就。在针刺镇痛领域，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意义。以往对于针刺镇痛的解释多基于经络理论，较为模糊。张洪林通过大量实验，揭示了针刺镇痛与内啡肽分泌的关系——随着针灸刺激的增强，内啡肽分泌量增加，从而起到镇痛效果。这一成果让针刺镇痛得到了现代科学的阐释，不仅推动国内传统针灸研究迈向新台阶，更为西方医学理解和接纳针灸提供了关键依据，成功助力针灸在国际上的推广。国际疼痛研究组织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，认为其为全球疼痛治疗领域提供了全新视角与宝贵思路。
在对失眠、焦虑症、高血压等病症的研究中，张洪林也阐明了针灸的作用机制。针对失眠，针灸可调节内分泌系统，使褪黑素分泌水平趋于正常，改善睡眠质量；对于焦虑症，针灸能够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平衡，调整内分泌系统应激激素水平，让人体恢复平静；治疗高血压时，针灸作用于血管壁神经感受器，通过神经反射调节血管平滑肌紧张度及内分泌调节轴，进而调控血压。这些研究均以现代科学检测和理论为依托，摆脱了传统经络玄学的束缚，为针灸治疗各类疾病开拓了全新路径。
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也是科学派中医的杰出代表，他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对中医现代化的卓越贡献。
在科研探索领域，张伯礼的成就斐然。自20世纪80年代起，他就投身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。在中风病和血管性痴呆的研究中，他深入探寻疾病奥秘。通过对大量病例的追踪观察，他明确了中风病证候和先兆症的动态演变规律，如同绘制出一幅精准的疾病发展地图。基于此，他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案，为中风病的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。同时，在血管性痴呆的研究中，他制定了详细的分型标准和诊治方案，从中医理论出发，结合现代医学知识，为患者带来了更精准的治疗。为了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，他还开创性地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。通过对脑脊液的研究，深入了解中药在体内的作用路径和效果，让中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原理不再神秘。
中药现代化研究也是张伯礼关注的重点。他带领科研团队建立了中药重要组分库，这个组分库就像一个庞大的中药信息宝库，储存了丰富的化学信息、活性毒性信息及成药性研究数据，并配备了高效的检索系统，方便科研人员快速查询和研究。历经8年艰苦攻关，他们完成了30多个中药品种的二次开发。以“复方丹参制剂”为例，通过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改良，优化了药物的剂型、剂量和配方，提高了药物的疗效和质量稳定性，使其年销售额大幅提升。这些核心技术推广应用于全国19个省市近百家企业，培育出数百个中药大品种集群，有力地推动了中药制药技术的升级换代，让古老的中药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在中医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，张伯礼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深知人才是中医发展的根本，因此躬耕中医教育领域。他倡导强化中医思维，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临床技能和创新意识。他率先组织制定国家中医教育标准和世界中医教育标准，这些标准为中医教育提供了规范和指引，确保中医人才培养的质量。他还组织海内外专家编写全球首套中医药核心课程教材，这套教材融合了传统中医经典理论与现代科学知识，成为中医教育的重要参考。在他的悉心指导下，培养出博士后、博士、硕士达280余名，这些人才分布在中医的各个领域，成为推动中医发展的中坚力量。
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，张伯礼更是挺身而出，将科学的中医理念应用于实践。2003年非典肆虐，他迅速组建中医医疗队并担任总指挥。他将中西医结合方法巧妙运用到非典患者的救治中，在缓解患者发热、咳嗽等症状，控制病情恶化，以及帮助患者在康复阶段减少激素副作用等方面成效显着。同时，他组织开展非典中医证候的流行病学研究，通过对大量病例的调查和分析，总结出非典在中医理论中的证候特点，为中医治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。他组建中医红区的举措，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，为中医在国际公共卫生领域赢得了声誉。
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，张伯礼率领“中医国家队”进驻武汉江夏方舱中医院。他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。迅速对疑似、发热、密接和确诊四类人群进行分类管理、集中隔离，并采用“中药漫灌”的方式，让患者普遍服用中药，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。他率先提出中医承办方舱医院，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，降低了轻症患者的转重率。在康复治疗方面，他也走在前列，建立康复门诊，组织编写第一个《中西结合新冠肺炎康复指南》，搭建武汉医护人员康复平台，为患者的全面康复提供了保障。此外，他积极探索中医药理论优势与现代科技的结合，开展中医证候流调，明确“湿毒疫”的证候特征，筛选有效上市药物、研发“宣肺败毒颗粒”，并向who及国际同行分享中医药抗疫经验，推动了中医药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应用。
对比非科学派中医，如倪海厦之流，倪海厦常发表一些未经科学验证的观点，对中医经典断章取义，随意抬高自己，贬低其他流派，在用药上也不顾安全剂量，罔顾患者生命健康。而张伯礼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医，将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，在理论研究、临床实践、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全面推动中医的发展。他的成就和贡献不仅为中医的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，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医在科学引领下的广阔前景。
反观非科学派中医，以倪海厦为例，他虽在网络上有一定影响力，但存在诸多不科学的理念和行为。倪海厦常宣扬一些未经科学验证的观点，如过度强调中医的神秘性，声称自己掌握独特的中医“绝学”，却无法提供科学依据。他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往往缺乏严谨的科学逻辑，不遵循现代医学的诊断标准和中医的辨证论治原则。在治疗某些疾病时，他盲目推崇一些传统方剂，不考虑个体差异和病情的复杂性，也不愿意通过科学实验验证其疗效。他的言论和行为误导了很多人，对中医的科学形象造成损害。
从历史上看，倪海厦自我包装成中医大家，在网络上拥有不少拥趸，但其观点和行为实则存在诸多严重错误，对中医发展和公众认知造成了极大的误导。
倪海厦热衷于炮制各种毫无科学依据的理论，其中最离谱的当属“奶水导致红斑狼疮说”。他宣称女子奶水逆流经过经络进入心脏会造成红斑狼疮，还说心脏有问题时身体会很胖，甚至将奶水逆流与肺癌、淋巴癌、乳癌、血癌、脑瘤、肝癌等多种癌症联系在一起。为了推销自己的理论，他还兜售所谓能预防这些癌症的ht-2、ht-5药方。然而，在正统的中医理论和现代医学研究中，根本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说法的依据。这种毫无根据的臆想，不仅欺骗了大众，也严重损害了中医的科学性和权威性。
倪海厦对中医经典理论的理解和解读也多有偏差。他自称经方派大师，却错误理解诸多经方理论。比如在对《伤寒杂病论》等经典的阐释上，常常断章取义、曲解原意，将个人的片面理解强加于经典之上，误导了许多想要学习和传承经方的人。
倪海厦在其对《黄帝内经》的解读上，可谓是谬误连连，不仅展现出对经典的曲解，更误导了广大中医爱好者和学习者。
在对《黄帝内经》的基础理论解读中，倪海厦就犯下诸多低级错误。比如他在阐释阴阳理论时，简单粗暴地将复杂的阴阳关系片面化。《黄帝内经》中的阴阳理论强调的是阴阳之间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、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，这一关系贯穿于人体生理、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等各个方面。然而倪海厦却常常脱离经典原意，对阴阳概念进行孤立解读，使其失去了原本的整体性和关联性。在讲解五行与五脏的关系时，他虽然提及了木生火、火生土等基本的五行相生理论，但在实际阐述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原则时，却未能准确运用这一理论，导致逻辑混乱。
倪海厦对《黄帝内经》中脉象学说的解读更是错得离谱。以真脏脉的解读为例，《黄帝内经》明确指出真脏脉的关键特征是“无胃气则死”，即脉象彻底失去从容和缓之性，暴露出脏腑精气的枯竭。如《素问·玉机真脏论》中对真肝脉、真心脉、真肺脉、真肾脉、真脾脉都有详细且精准的描述，每种真脏脉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和主病意义。但倪海厦却将《难经》中“覆脉”“溢脉”直接等同于真脏脉，把“脉位延长”与“胃气消亡”这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。现代脉学对真脏脉的认知，既继承了《内经》“无胃气”的核心标准，又结合了更多疾病谱的观察，例如姚梅龄在《临证脉学十六讲》中提出真脏脉以“脉无胃气”为根本特征，而倪海厦的论断完全忽略了这一关键要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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